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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既要收集定性证据又要收集量刑证据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已经半年。学习好、宣传好、执行好监察法,是各级纪委监委的重要任务,是对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履职、干净担当、做好工作的必然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出《案例解读监察法》系列报道,结合半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学法用法实践,通过“案例事例+分析点评”的方式,以案说法,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监察法。  【案例】  某市纪委监委工作中掌握了该市招商局副局长A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按程序决定对A某立案调查。  调查期间专案组注重从多个角度收集证据,既依法获取证明A某存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事实的证据,也始终注意收集有利于A某的证据,还注意收集A某在被调查期间态度表现的证据。  专案组每天汇总内审组、外查组等方面证据材料,做好证据审核、分析比对、甄别研究和相关工作记录。其中,特别是及时记录证据形成的时间以便备查,这样可以随时掌握哪些问题是被调查人首先交代的、哪些问题是组织先掌握证据后被调查人才交代的,哪些内容是被调查人的检举揭发、属于有立功表现等。调查结束后,专案组形成的调查报告中,除正常汇报A某存在的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外,还专门对被调查人配合调查的态度进行了汇报,对其认错、悔错、改错情况进行了说明,明确了所认定的问题中哪些是其坦白交代、哪些是其主动交代、哪些属于其主动退赃、有无立功表现等。  该案按程序作出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时,市纪委监委亦实事求是将A某到案情况和配合调查期间的表现情况一并移交检察机关,供司法机关在公诉、审判时予以参考。此后,司法机关依法对A某进行了判决,并根据其情节轻重和悔罪态度进行了从宽处罚。A某对市纪委监委这种惩处与教育相结合、既注意收集定罪方面证据又实事求是对其态度予以肯定的做法心悦诚服。  【解读】  监察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依法全面收集证据的规定,主要是指纪委监委调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就要求调查人员收集证据时必须客观、全面,不能只收集认定被调查人有罪的证据,还要注意收集被调查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都会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有关人员的处理。除了这两方面证据外,实践中纪委监委在调查结束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还要向司法机关提供被调查人到案情况及其在被调查期间表现情况的说明材料,这些情况虽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违法犯罪性质的认定,但也往往直接影响到被调查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纪委监委调查人员也应高度重视,一方面它既是属于调查取证阶段的重要工作范畴,另一方面它也是做好被调查人的思想工作和感化教育、对被调查人高度负责的内在要求。纪委监委可以办案,但纪委监委不仅仅是办案机关,而且不主要是办案机关。纪委监委本身是政治机关,要始终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工作职责、看待办案工作。纪委监委作为履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最主要的职责是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监督,是为了促使被监督对象廉洁自律、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积极作为。查办案件虽然是纪委监委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但不是全部内容;查办案件的目的,虽然是要将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问题事实予以认定并追究相应人员的纪法责任,但这并不是唯一目的。纪委监委开展办案工作一方面是要惩戒,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有贪必查、有腐必肃,形成不敢腐的震慑;另一方面更要坚持惩治与教育相结合,坚持查处与感化相结合,尽可能将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拉回到正确的思想轨道上来,要通过惩治、教育和挽救、转化,尽最大可能确保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尽最大可能确保绝大多数人不犯错或少犯错、确保有错的人及时知错改错,这样才能不断促使干部队伍履职尽责、积极作为,才能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效应。——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案例解读》

    2018年11月28日
  • 部分共同违纪如何把握?

      【典型案例】  林某,中共党员,2014年9月至2018年1月任A省B市C区区委书记(副厅级),2018年1月至3月任B市副市长。邱某,中共党员,林某妻子,某国有公司员工。   2015年7月16日,C区某房地产公司老板叶某在林某家里以恭贺林某之子考上大学为名送给邱某60万元现金,林某回家后,邱某将此事告知林某,林某让邱某将钱收好。   2016年9月18日,叶某在林某办公室请林某在其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方面给予关照,林某承诺帮忙。2017年2月10日,叶某与林某在某饭店吃完晚饭后,送林某上车时在林某车上送其现金80万元,感谢林某给予的关照,林某客套之后将钱收下。   2016年至2017年期间,林某利用其担任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叶某实际控制的C区某房地产公司提供帮助,邱某对此不知情。2018年3月,A省纪委监委对林某和邱某立案审查调查。   【分歧意见】   针对该案中邱某行为的定性产生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林某与邱某涉嫌共同受贿犯罪,林某构成受贿罪,邱某帮助其收钱,是帮助犯,应当以受贿罪追究邱某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邱某对林某帮助叶某谋取利益不知情,其不构成犯罪;虽然其收了叶某的钱,但其职务为公司员工,没有执行公务,其也不构成违纪;不应追究邱某的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林某与邱某构成部分共同违纪。林某与邱某共同收受叶某60万元的行为构成共同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纪;林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叶某谋取利益,收受叶某140万元的行为涉嫌受贿犯罪。应认定邱某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邱某行为不构成受贿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就本案而言,邱某行为能否认定其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林某帮助叶某谋取利益的事情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即林某和邱某是否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在本案中,邱某对林某帮助叶某谋取利益的事情不知情,其收受叶某钱款也没有受托或转达请托事项,邱某收受叶某60万元现金是基于收受礼金的故意,不是受贿的故意。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不能认定邱某行为构成受贿犯罪。   (二)林某与邱某构成部分共同违纪   党纪处分条例规定,二人以上(含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从重处分;对其他成员,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分别给予处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中的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共同违纪论处。   就本案而言,显然林某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虽然邱某收了叶某的钱款,其职务为公司员工,没有执行公务,对其个人而言,不可能有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如果否定林某和邱某成立共同违纪,这就意味着对邱某的行为不能作为违纪处理,其不合理性比较明显。假如林某后来没有收受叶某80万元并帮助叶某谋取利益,邱某属于共同违纪可以受到纪律处分,而实际上邱某的收礼行为为林某的受贿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形下邱某的行为反而不成立违纪,显然也不合理。   在刑法理论上,部分犯罪共同说可以比较合理地认定现实中的共同犯罪现象。部分犯罪共同说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例如,甲乙合谋共同盗窃,甲在路口望风,乙在入室盗窃时被发现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甲对此不知情,甲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乙盗窃的故意已经转化为抢劫的故意,对乙应认定为抢劫罪。   同理,在本案中,2015年邱某收受叶某60万元并告知林某,林某让邱某将钱收好。邱某与林某有共同收礼的故意和意思联络,其二人构成共同违纪。只是后来林某又收受叶某80万元并帮助叶某谋取利益,林某从收礼的故意转化为受贿的故意,林某收受叶某140万元的行为涉嫌受贿犯罪。所以,邱某与林某在收礼违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违纪,对林某行为为认定受贿罪,对邱某行为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   党纪严于国法,党员干部违法犯罪必先违纪,有很多违纪和违法都具有重合的性质。监察体制改革后,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既要执纪又要执法,要把纪律和法律的两把尺子都用到位,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定性准确、错当其罚、罚当其错、不枉不纵。

    2018年10月10日
  • 村民小组长挪用征地补偿款如何定性?

      【基本案情】  张某,中共党员,某县元兴村六组小组长。2014年至2016年期间,该县规划建立生态园,某公司中标并负责项目融资及建设。元兴村六组土地在生态园规划范围内。根据相关协议,征地拆迁的评估、费用支付等相关工作由企业直接负责。为推进项目顺利进行,政府建立征地拆迁领导小组,张某也参与到六组村民征地拆迁协调工作,但不是拆迁领导小组成员。  2015年9月,元兴村六组的150万元征地补偿款原计划先打到村委会集体账户,再由村委会会计打到六组组长张某账户向村民兑付。但因六组村民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存在异议,经村集体研究决定,暂不发放。后张某私自挪用放在其账户的150万元用于个人借贷和银行理财,直至2016年8月需要向村民兑付时,张某才将150万元退还。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协助政府从事征地拆迁工作是一种协助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其身份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生态园项目用地实质是属于国有建设用地,补偿款具有国家补偿的性质,故补偿款应为公款。张某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协助政府征地拆迁工作只是处理村小组的集体事务,并不具有从事公务的性质,张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补偿款来源并不是国家财政拨款,是企业直接支付给村民的,补偿款应为集体资金。张某挪用集体资金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案件解析】  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本案中,张某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挪用资金罪,争议焦点在于张某的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及150万元征地补偿款是否为公款。  根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9修正)》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的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基本层次和自治活动的最小单位,村民小组可以具有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职能,村民小组组长是由村民推选并代表村小组履行职责的,由此可以认为村民小组长属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  但本案中,不能简单地以法律规定的外在身份来判断张某的身份,还要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依照法律从事公务”这一关键来分析判断。村民小组长作为基层组织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既可能是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活动,也可能是管理村组的集体事务。若其从事的仅是村小组的集体事务,则并不属于公务范畴,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本案中,张某并不是政府征地小组的成员,并不具有国家授与的从事公务身份,而其协助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其处理的事务是促成某公司与村六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达成合理的征地补偿协议。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因此,村民小组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并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村民小组可以直接与某公司协商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二者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政府的征地拆迁小组虽参与征地拆迁工作,但仅是协调二者达成合理协议,并不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并不强制二者之间产生或变更法律关系。因此,张某处理事务仅是村小组的集体事务,在此情形下,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此,征地拆迁等补偿费用属于村民小组的,一经支付到位即为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本案中,村民六组的补偿费用是由某公司直接支付,并非财政拨款,且该笔钱已经经由村委会分发到村六组,此时该笔补偿款所有权直接归为村六组。因此,张某挪用的钱款只是村六组的集体资金,不是公款。  据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因此,村民小组组长可以是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该条规定虽没具体规定村民小组组长挪用村民小组资金行为,但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在犯罪主体方面,都是一般主体。参照此规定,村民小组组长也是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  综上,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本案中张某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2018年10月10日
  • 基层组织人员非法占有土地征收补偿费,如何定性?

      【典型案例】  案例一:甲某,中共党员,某区金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6月,金村部分土地被征收,甲某为政府土地征收工作组成员,利用协助政府清登、核准征收土地补偿项目之职权便利,通过伪造自己与村委会虚假土地租赁协议虚构土地征收补偿项目,骗取土地征收补偿费用1200万元。  案例二:乙某,中共党员,某区木村村委会主任。2017年4月,某工程征收木村土地,乙某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涉及补偿该村6名村民青苗补偿费15万元和补偿村集体土地补偿费350万元。同年9月,两项资金共计365万元支付给村集体保管的账户后,乙某卷款欲外逃被依法留置。  【争议焦点】  上述案例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行为?何种行为构成贪污罪?何种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评析意见】  实践中,因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具有自治管理村集体事务和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双重职能,此类人员非法占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有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何种行为认定为职务侵占、何种行为认定为贪污需要厘定,下面结合案例定性分析。  一、如何区分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存在密切联系,从刑法立法历程上看,职务侵占罪是由贪污罪分化而来,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犯罪主体不同,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则是一般主体。第二,犯罪客体不同,贪污罪侵犯的法益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又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而职务侵占罪只侵犯单位财产所有权。实践中,对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非法占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行为认定标准的落脚点也在这两个区别上,即从行为人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和是否利用该工作之职权便利侵占公共财产这两个方面来综合把握,只有在行为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才能构成贪污罪。  二、案例一中甲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和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9修正)》(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和界限。据此,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具体主要包括协助政府开展清登、测算、核准及向土地征收受损方发放补偿费用等工作。案例一中,甲某为政府土地征收工作组成员,从事协助政府清登、核准征收土地等行政管理工作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甲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故意,客观上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负责清登、核准土地征收之职权便利,虚构补偿项目骗取土地征收补偿费用1200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三、案例二中乙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  认定一行为是否属于从事《解释》所规定的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应当注重把握立法本意,注意从把握“管理工作”的工作性质和“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财产性质这两个方面来判断行为的实质。  案例二中,乙某非法占有青苗补偿费15万元之行为构成贪污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15万元青苗补偿费系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而支付给青苗所有者的一种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归青苗所有者木村6名村民所有。该款先支付给村委会,由乙某协助政府发放给6位村民。青苗补偿费在村民取得所有权之前属于国家财产而非村集体财产,乙某保管及向村民发放青苗补偿费的工作性质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行为,在此工作中,乙某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乙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青苗补偿费的故意,客观上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负责管理青苗补偿费之职务便利,侵吞青苗补偿费15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乙某非法占有土地补偿费350万元之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350万元土地补偿费系木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而支付给村集体的一种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归木村村集体所有,该款拨给村集体后即为该村集体财产,乙某作为村干部在征收木村土地期间协助政府管理350万元土地补偿费之公务行为在土地补偿费到账时已经完成,补偿费到账后,乙某管理350万元土地补偿费的工作性质是管理村集体事务,因而在此工作中,乙某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乙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土地补偿费的目的,客观上在管理村集体事务过程中利用职权便利侵吞集体财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综合上述,应认定乙某构成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

    2018年10月10日
  • “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的人”解析

      【基本案情】  案例一 角某,中共党员,某县教育局局长。2016年9月,角某为其高中同学李某(某软件开发公司经理)女儿违规择校提供帮助。后角某将其妹妹安排在李某公司,月薪2000元,不实际工作却领取工资,至案发时共领取3万元。  案例二 佟某(佟小某哥哥),中共党员,某县发改局局长。佟小某,该县某民营公司经理。佟小某的朋友肖某系某商场经理,该商场无零售烟草专卖许可证,却经营相关业务。2016年10月,肖某被县工商局查扣300条香烟。佟小某找该县工商局局长纪某(另案处理)求情,纪某违规将香烟返还肖某。事后,肖某送给佟小某3万元。佟某对这件事不知情。  【处理建议】  案例一中,角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请托人以安排工作为名,行获取不当报酬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7年《意见》)第六条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的规定,涉嫌受贿犯罪。  案例二中,佟小某是与国家工作人员佟某关系密切的人,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他利用佟某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  【评析意见】  两个案件中,对相关人员的定性归责没有分歧。关键是对案例一中“特定关系人”与案例二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犯罪主体“关系密切的人”如何准确界定。2007年《意见》中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共同利益关系人”两个概念。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就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规定了“关系密切的人”的概念。对于上述三个概念,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给出具体认定标准。三个概念间有何关系、如何认定?  (一)“特定关系人”解析  2007年《意见》给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即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特定关系人就是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认定是否属于特定关系人,关键在于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特定关系人主要有三种形式: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笔者认为,对“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关于近亲属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关于对“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认定问题。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重点,就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战友关系,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交叉,不属于上述共同利益关系。同时,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经济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财产性利益。  2007年《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因此,只要共同利益关系人接受相关贿赂,就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  (二)“关系密切的人”解析  刑法就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规定了“关系密切的人”的概念,但并未给出具体认定标准。那么“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包含哪些人?如何认定“关系密切”?  刑法指出“关系密切的人”包含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两种。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容易理解,“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应该理解为,这些人可以间接及以特殊方式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决定施加影响。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常见的关系: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情妇(夫)关系、同学战友关系、老朋友关系、同事上下级关系、老乡关系等。这些关系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交叉存在。  笔者认为,“特定关系人”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概念,而“关系密切的人”存在于刑法具体条款。因此,“关系密切的人”范围大于“特定关系人”。  笔者认为,可从三个方面认定关系密切。首先,从关系密切的人角度,其对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自我供述关系密切,并有相关证据证明。其次,从行贿者及被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角度讲,他们知道“关系密切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同学、战友、上下级等关系,对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殊影响力。再次,从国家工作人员角度讲,承认其与“关系密切的人”的关系密切,但需要证据证明,比如经常相聚及单独会面等。

    2018年10月08日
  • 案件移送审理后又发现新的违纪违法问题如何处理

      【基本案情】  文某,中共党员,某行政机关公务员,于2013年至2014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2.8万元。2018年2月被某市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2018年4月,该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部门将该案移送本委案件审理部门审理。2018年5月,在审理阶段审查调查部门又发现文某新的违纪违法问题。  【分歧意见】  关于该案的程序处理,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将该案退回审查调查部门重新调查;第二种观点认为,案件审理部门应将该案退回审查调查部门补证;第三种观点认为,案件审理部门应当中止审理,并将该案退回审查调查部门补充审查调查,补充审查调查时间不计入审理时限;第四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审理,按程序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党纪评析】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虽然党纪案件中没有“中止审理”的概念,但《监察机关审理政纪案件的暂行办法》(1999年1月15日监察部第8号令发布,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了发现被调查人有新问题,需案件移送单位补报证据或说明的,可以中止审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了需要补充完善证据的,可以退回执纪审查部门补证。所以可以依照或参照规定,案件审理部门先中止审理,再退回审查调查部门补充审查调查。  本案中,在文某案件审理阶段,审查调查部门又发现其新的违纪违法事实,应当属于《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由案件审理部门负责人提出意见,经分管审理的领导批准后中止审理:……(三)发现被调查人有新问题或被调查人提出新的辩解,需案件移送单位补报证据或说明的”规定的“新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将该案退回审查调查部门重新调查,不太妥当。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四十条规定,“审理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四)对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经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退回执纪审查部门重新调查”。重新调查的前提,是移送审理的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才能退回重新调查。而本案移送的事实经审理后认为已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只是发现新的违纪违法问题,需要作出处置。  第二种观点认为案件审理部门应将该案退回审查调查部门补证,这种观点虽然基本符合要求,但未对审理时限作出明确安排,存在瑕疵。  第四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审理,按程序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也不稳妥,会造成重复审理,短时间内给予两次处分,也会给社会以党纪政务处分不严肃的影响。基于保护被审查调查人的正当权益、避免重复审理、节约资源等方面的考虑,相关规定要求一般不能在明知有新的违纪违法事实的情况下先行审理,而应将前后违纪违法事实合并审理,并给予处分。  党内法规规定的延长审理时限或不计入审理时限和《暂行办法》规定的中止审理的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中止审理和延长审理时限或不计入审理时限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规定可以附条件地暂时停止审理,待条件符合后再恢复审理。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四十条规定,“审理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四)……需要补充完善证据的,经纪检机关相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退回执纪审查部门补证……审理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适当延长”。《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办案工作的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审理过程中,需要补充调查的,补充调查时间不计入审理时限”。  综上,案件审理部门受理案件后,审查调查对象因被发现新的违纪违法问题而重新置于审查调查阶段以致本案暂不宜继续审理,不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退回审查调查部门重新调查,也不宜继续审理,而是应当先中止审理,再将退回审查调查部门补充审查调查,完善证据。待补充审查调查完毕后,再将证据移送继续审理。

    2018年10月08日
  • 通过“假离婚”方式买卖房产以少缴纳税款行为应如何...

      【基本案情】  2016年,某省某局正处级干部张某(中共党员)打算出售名下住房并购买其他住房。为在换购住房过程中少缴纳税款,张某与其妻商定先办理离婚手续,待换购完成后再办理复婚手续。同年,张某与其妻办理了离婚手续。2017年,办理完住房购买手续后,张某与其妻办理了复婚手续。通过上述行为,张某共少缴纳税款共计20余万元。其间,张某将上述离婚、复婚情况向组织作了报告。  【分歧意见】  对张某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讨论中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属于规避法律的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应认定为违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涉嫌虚假纳税申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应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认定,即“党员有其他违法行为,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应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三条认定,即“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  第四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应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认定,即“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  【分析意见】  我们同意第四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性质认定  党员干部通过“假离婚”方式买卖房产以少缴纳税款,从表现形式上看,涉嫌违反国家税收相关法规,这种行为在普通公民的房产交易行为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如果仅从涉嫌违反国家税收相关法规角度考虑该问题的性质,还需税务部门出具认定处理意见。实践中,税务部门对此类行为在发现、认定和处理等方面均有一定难度。但作为党员干部,其行为底线和道德要求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标准;在党纪和国法中,纪律的起点和标准是严于和高于国家法律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党员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和法律法规,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和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张某通过“假离婚”的方式买卖房产以少缴纳税款,违背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和团结和睦的家庭美德,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按照“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要求,应首先用纪律的尺子来衡量张某的行为,认定其构成违纪,而不能绕开纪律,从法律层面来衡量。  (二)关于条规适用  如适用《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认定,前提必须是税务部门已认定该行为系违法行为;同时,考虑到该行为还触犯了其他党的纪律,因此,不宜适用第二十九条认定处理。  《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三条属违反廉洁纪律的内容,廉洁纪律规范的是党组织和党员在从事公务活动或者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活动,而张某的行为系在市场上购房行为,与其职权无关。同时,执纪实践中适用第九十三条也主要是针对党员在单位组织分配、购买住房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因此,张某的行为本质与第九十三条不相符合。  我们认为,张某的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而且还侵害了国家利益,造成国家税收损失。适用第一百二十九条认定其行为性质,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其危害后果,但符合其行为表现形式,我们倾向适用该条款对其行为进行处理。  (三)关于处理意见  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张某应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同时,鉴于该类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执纪实践中,应结合本人态度、行为后果及造成的影响、是否如实向组织报告等实际情况,妥善提出相应处理意见。本案例中,考虑到张某已主动向组织如实报告离婚和复婚的情况及具体事由,按照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求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相关党组织对其作出诫勉谈话的处理。

    2018年07月19日
  • 违规发展党员应如何追责

    【基本案情】  周某,A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张某,A镇某村党支部书记。王某,A镇党委组织委员,具体负责该镇党员发展工作。  2015年1月,周某尚在某高校就读,他向学校党组织申请入党,但未获批。周某的父亲(群众)找到其亲戚张某,请其帮周某办理入党手续,张某表示同意。随后,张某隐瞒周某在校就读的情况,以周某系本村村民为由,帮助周某办理了入党申请相关手续。2016年3月,在张某的帮助下,周某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同年7月,周某毕业后考取A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并于2017年3月转为正式党员。  2018年1月,群众举报了周某违规入党的行为。经查,在周某被发展为党员过程中,王某未对相关材料和手续进行仔细审核。  【处理建议】  张某受人请托,弄虚作假,把不符合入党条件的周某发展为党员,违反了组织纪律,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之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  王某未认真履行入党申请材料和手续的审核职责,造成了不良影响,违反了工作纪律。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  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周某,应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并在支部大会上公布。同时,鉴于周某在申请入党和转正期间,弄虚作假,造成了不良影响,应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其政务责任。  【党纪评析】  一、张某违反组织纪律,构成违规发展党员违纪行为  违规发展党员违纪行为,是指具有发展党员职责的党员干部在发展党员工作中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行为。该违纪行为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具有发展党员职责的党员干部。该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组织发展党员的有关工作秩序。  该违纪行为在客观方面是指违反规定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或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行为。其中“不符合党员条件”是指不具备党章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其他党内法规中有关党员基本条件的规定。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该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种行为方式:一是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具体包括,行为人向党组织隐瞒申请人不符合党员条件的真实情况,或者帮助申请人篡改、伪造申请资料,使申请人符合党员条件等情形。此种行为的主观方面一般是故意。二是采取违反有关规定程序发展党员的行为,有关规定程序,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程序规定。该行为中,发展的对象既包括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也包括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此种行为的主观方面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第六条规定,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没有工作、学习单位或工作、学习单位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当向居住地党组织提出申请。  周某作为在校学生,且其就读的高校有党组织,因此,其应当向就读的高校党组织提出申请,不能向居住地党组织提出申请。张某在明知周某系高校就读学生的情况下,帮助其隐瞒在校就读以及申请入党未被其就读高校党组织批准的事实,以一般村民为由帮助其办理入党申请手续,属于弄虚作假行为,构成了违规发展党员行为。  二、王某违反工作纪律,构成违反工作纪律行为  违反工作纪律行为,是指在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机关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行为。  本案中,王某作为该镇党委负责发展党员工作的组织委员,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对相关材料和手续审核时,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周某被违规发展为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超过审批时限和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因此,应视王某行为的具体情节,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纪律处分。  三、周某属于违规吸收入党人员,应不予承认,并视情节追究其政务责任  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的周某,组织应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并在其所在的支部大会上予以公布。同时,应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视具体情节追究其政务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周某父亲在明知周某不符合入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张某帮助周某违规申请入党,其行为妨害了党组织发展党员的正常工作秩序,鉴于其系普通群众,不能追究其党纪或政务责任,但应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

    2018年07月19日
  • 如何认定受贿数额?

      【基本案情】  案例一:罗某,某地农业银行业务员,中共党员。当地农民方某、孙某等人申请副业发展贷款。贷款成功后,罗某觉得有恩于对方,向对方索要“好处费”。方某、孙某等人拒绝后,罗某遂要挟对方提前偿还贷款,多次强行索要对方财物,价值人民币1.5万元。另外,罗某还有多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案例二:梁某,某城市规划局长,中共党员。梁某接受某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杨某的请托,调整了高尔夫俱乐部的规划。为此,杨某送给梁某一张免费高尔夫荣誉会员消费卡,梁某使用该卡实际消费人民币13.6万元。  案例三:王某,某市环保局长。辖区内的化工企业大明公司负责人朱某,经人介绍认识王某,2017年通过各种机会赠予王某财物2次,共1.9万元人民币。2018年春节,朱某向王某提出希望能够在马上开工的化工项目中给予帮助,王某同意。之后,王某又分别收受朱某财物4次,共32万元人民币。  案例四:刘某,某县委副书记。刘某多次为同学赵某在房地产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2015年2月,赵某送给刘某价值8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并将钥匙交给刘某。为掩人耳目,刘某开了数张房款欠条给赵某。2018年1月,刘某退休,认为风声已过,遂与赵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此时该房市场价已经升值为160万元。  【分歧意见】  上述案件的焦点是如何认定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以及受贿行为的涉案数额。  【案件评析】  受贿数额是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受贿事由、情节等具体认定。  一、案例一中罗某多次索贿,涉嫌受贿罪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情节+数额”的贿赂犯罪认定标准。其中第一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同时列举了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但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的八种情形,包括“多次索贿的”。这里的“多次”没有时间限定,不论时间长短,凡是基于具体职务行为索要贿赂的,均应一并纳入犯罪处理。本案中,罗某多次索贿,虽然数额不足三万元,但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涉嫌构成受贿罪。  二、案例二中梁某涉嫌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消费的数额计算  为了更有效地惩治腐败,《解释》将刑法规定的财物作出了适度扩张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并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本案中,梁某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涉嫌构成受贿罪,具体受贿数额应以行为人持该卡实际消费(支付)的资费计算,即13.6万元人民币。另外,梁某还违反了廉洁纪律,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行为。  三、案例三中王某涉嫌受贿罪,应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该规定,朱某作为王某的行政管理对象,王某在收受请托前收受了对方2笔财物,即使王某未为对方谋利,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也构成受贿行为。另外,《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因此,王某收受朱某请托前后收受的6笔财物,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共33.9万元人民币。  四、案例四中刘某涉嫌受贿罪,应以受贿行为完成时计算受贿数额  本案中,2015年赵某将房屋钥匙交给刘某时,明确表示是“送”而不是“借”,写下欠条的目的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在2015年刘某收受房屋时,主观上已明确具有排除对方所有权的故意,只要已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收受到的房屋,就应认定实际取得了财物,而不在于是否进行不动产登记,这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应以2015年受贿实施时的房屋价值80万元计算,房屋升值部分属于违法所得,应依法对房屋予以没收。如果该房屋已转卖,所获得的利润作为违法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

    2018年05月07日
  • 违反议事规则应当如何追责

      【基本案情】  魏某,中共党员,某市事业单位党委书记。刘某,中共党员,该单位党委委员,行政一把手。  2016年至2017年,该单位有9笔30万元以上的大额资金的使用,未经过集体讨论决定,而是刘某个人决定,致使其中4笔给党和国家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魏某作为党委书记,不履行职责、疏于管理,没有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三重一大”的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处理建议】  魏某的行为违犯了工作纪律,构成党组织负责人工作失职违纪行为,魏某既是直接责任者,也是领导责任者。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刘某作为该单位行政一把手,对单位多笔大额资金使用,不经领导班子集体决定,而个人决定使用,构成违反议事规则违纪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追究刘某的党纪责任。  【党纪评析】  (一)魏某违犯工作纪律,构成党组织负责人工作失职违纪行为  党组织负责人工作失职违纪行为,是指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  该违纪行为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党组织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在主观方面是过失。该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组织的正常管理活动。  该违纪行为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由于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而出现的行为。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行为方式: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作出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行为的。二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该条规定,党组织负责人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必须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才构成该违纪行为。党组织负责人只要具有上述三种行为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该违纪行为。具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行为的,仍按一种违纪行为论处,不合并处理,在量纪时作为量纪情节予以考虑。该违纪行为追究的是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上述“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应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予以确定。  (二)刘某违犯组织纪律,构成违反议事规则违纪行为  违反议事规则违纪行为,是指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行为。  该违纪行为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是党员领导干部。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重大问题应当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而故意违反议事规则。该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行为。“违反议事规则”,主要是指违反党章第十条第(五)项关于“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规定,以及各级党组织制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重大问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是指应由党组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下列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是指对重大问题,既不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又不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而由个人或者少数人作出决定。  根据党纪处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2018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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